泉州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

泉州佛教文化与艺术交流

佛教兴盛，僧侣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中起了促进作用。

宋朝时日本僧人庆政侨居泉州，于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回国时，带回福州版大藏经，还从泉州带回“南蕃文字”的波斯文书，这对日本译经事业和中国印刷术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。

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经的《大涅经》卷33的版心中有“日本国僧庆政舍”的题记，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23的版心有“日本国僧庆政舍，周正刀”的题记，又《大般涅经》卷36的版心中有“日本国僧行一舍版十片”的题记。高山寺旧藏的《波斯文书》的前言中写有：“此是南蕃文字也，南无释迦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也，两三人到来舶上望书之。尔时大宋嘉定十年丁丑于泉州记之”。（木宫泰彦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）

泉州海商为高丽雕造经版。宋元二年（1087）泉州海商徐戬，先受高丽财物，于杭州雕造《夹注华严经》等2900余片，用海舶载去交纳。

在泉州开元寺东西塔、洛阳桥北端的金刚宝塔、九日山舍利塔、关镇塔等宋代建筑刻有兰查体或悉昙体梵文咒字和中文六字真言。泉州梵文石刻是中印佛教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。

五代泉州招庆寺僧静、筠二禅师编的《祖堂集》是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，高丽高宗三十二年（1245）《祖堂集》十二卷被收入高丽版大藏经，其版现藏于韩国伽耶山海印寺。《祖堂集》自宋以后即在中国失传，朝鲜海印寺的藏本直到近代才重新发现，它是研究中国禅宗史和禅宗在朝鲜半岛传播史的珍贵资料。

泉州开元寺镇国塔的基座雕刻的佛传图，故事大都取材于古印度，但图画人物和周围环境全部汉化，是中印雕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。

泉州的雕塑家在日本雕造许多佛像。同安人方贵峰（号三官）应邀到长崎造像，崇福寺的佛像、韦驮像，福济寺的佛像，都是他雕塑的。泉州安海人范道生，字石甫，到长崎雕塑崇福寺的佛像、十八罗汉像，福济寺的佛像，万福寺的佛像、十八罗汉、观音、弥勒、达摩、韦驮像等。

建筑方面的交流，如塔，或称堵波或浮图，用以藏舍利和经卷等，平面以方形、八角形为多。

塔起源于印度，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这种建筑形式也传入我国，其用途由贮藏舍利、经卷，扩大为表彰功德、作纪念、为众生荐福和江海上的航标等。泉州著名的石塔有泉州开元寺镇国塔、仁寿塔，石狮的关锁塔（俗称姑嫂塔）、六胜塔（俗称石湖塔）等。

日本黄檗山万福寺、长崎唐三寺以及各地修建的黄檗宗寺院，均由渡日的中国僧人设计并监督施工，采用中国明清建筑式样。崇福寺的三门是在中国雕成后，运到长崎安置的。

黄檗宗僧侣渡日时，多携名家书画，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明清珍贵书画的美术馆。黄檗宗高僧隐元、木庵、即非三人被日本称为“黄檗三绝”；悦山的书法有“书悦山”之称；大眉、慈岳、东澜善草书；大鹏善写意画，尤善画竹，也长于篆刻，著有《印章篆说》流传于世；喝浪擅长墨画等，他们对日本书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陶瓷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，中国的制瓷技术也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的。南宋嘉定六年（1223年），日人加藤四郎随禅僧道元入宋，到福建德化学习制瓷技术，回国后在濑户烧制，为日本制瓷核技术开辟了新纪元。

军持，原为印度佛教徒用以贮水饮用和净手的水瓶，早在公元4世纪传入我国和南洋群岛，在晋朝法显著的《佛国记》中有详细的记载。在泉州，唐代开元寺僧文称使用过军持。宋元时期，东南亚等地穆斯林广泛使用军持。为适应这种需要，晋江磁灶和德化等窑大量生产军持外销，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。

中国丝绸的外传，一是通过商人运载出去，二是佛教徒出国求法取带去赠送，如“运期以京还达交趾，告诉道俗，蒙赠小绢数百匹”。这样把中国丝绸传到国外。中国丝绸的外传对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，在改善当地人民服饰的同时，也促进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。中国的茶树是由日本人宋僧荣西带回日本肥前种植，然后向其他地区移植的，荣西还写了《吃茶养生记》。此后饮茶之风广为流传，成为日本人民的生活习惯。

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上，佛教僧侣是起过一定作用的，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。

[憨鼠责编：凡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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